（一）再工業化的基本特征

美國再工業化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009—2015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從1．73萬億美元增加到2．17萬億美元，增長了25．4％；貨物出口（經季節性調整）從1．07萬億美元增加到1．51萬億美元，增長了41．1％；［1］2007年美國制造業知識產權資產占全社會的比重為43．5％，而2014年穩步回升到46．4％，總體上體現了美國實體經濟回歸的趨勢；［2］2016年4月6日，德勤有限公司攜手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的《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更是指出，全球制造業正處于一個可持續、智能、安全和迅速崛起的階段，而美國將是這一行業轉型的領導者，“美國制造”將在未來5年內強勢回歸。總結美國這些年的再工業化實踐，具有如下特征。

1．戰略環境的日益復雜化和戰略意圖的多元化

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2009年9月、2015年9月先后發布的《2009－2010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2009年美國全球競爭力降為第二，其最大弱項是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性，2015年比2009年又下降了一位，美國必須在維持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改善機制環境等方面實施一系列深入改革以確保生產力增速加快。而且，美國已成為發達國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社會貧富分化嚴重，黨派矛盾日趨深化（溫憲，2016）。因而，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日益復雜，會對再工業化產生結構性制約。在國際層面。金融危機后，世界工業大國紛紛提出了新工業化戰略，如德國工業4.0、英國工業2050戰略、新工業法國戰略、日本的制造業再興戰略、印度的制造業國家戰略等，力推創新，工業大國之間的戰略性競爭日趨激烈，使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受到顯著挑戰。

基于復雜的國內外戰略環境，作為國家的軸心戰略，美國再工業化必然承載著多元化的戰略意圖。創新與制造生產過程一般是緊密相關的，然而，過去長期的去工業化中，美國眾多制造生產環節的外包，加劇了創新與制造環節的分離程度，引起了美國產業公地（Industrial Commons）［3］的衰落，削弱了美國科技創新能力的全球領導地位（皮薩諾，2014）。美國再工業化強調向實體經濟回歸，重振國家產業公地，推動創新與制造生產環節深度融合，進而強化創新，振興國家制造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體系。這一方面能為美國提供可持續的高質量就業機會，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工業與服務業的協同演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行以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為中心的可持續增長模式；另一方面，重新整合、再造全球制造價值鏈，搶占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制高點，鞏固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唐志良，2012）。

2．明確國家重振制造業的宏觀政策框架

2009年12月，奧巴馬政府發布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分析了重振制造業的理論基礎、優劣勢，然后從七個方面構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框架：為工人創造提升工作技能的機會；對技術創新和商業活動提供投資；發展資本市場；幫助社區和工人贏得未來；投資交通基礎設施；確保對他國的市場準入；改善制造業運營環境。這框架涵蓋了人才、創新、商業、金融、基礎設施、國際貿易關系和體制機制改革等各方面，強調國內政策與國際戰略的有機協同。美國再工業化大體上是遵循這一框架來有序推進。

3．動態調整國家創新戰略以突出創新的核心地位

創新是再工業化戰略的核心，奧巴馬在2011年國情咨文中就強調創新是美國贏得未來的關鍵。為此，奧巴馬政府罕見的先后3次發布了依次升級的國家創新戰略，來引導和支持創新。2009年9月，美國政府發布了《美國創新戰略：推動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就業》，提出了包括三個層次呈金子塔型的國家創新戰略架構，底層強調投資美國創新的基本要素，中間層強調促進競爭性市場發展，頂層強調催生國家優先領域里的重大突破（NEC，2009）；2011年2月，推出了升級版的國家創新戰略：《美國創新戰略：確保我們的經濟增長與繁榮》，對奧巴馬通過扶持創新贏得未來的構想進行了深入闡述（NEC，2011）。隨著國家間競爭日趨激烈，2015年10月，美國又提出了升級版的國家創新戰略：《美國創新戰略》，指出，今天全力發展創新的國家明天將擁有全球經濟，這是美國不能放棄的優勢（NEC，2015）。相對于前兩個版本，2015年美國創新戰略內容更加豐富具體，突出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強調全民創新和建設服務型政府，并將政府推動創新的作用提到了空前高度。

4．力圖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協同發展

（1）力促制造業全面回流以重振國家制造業體系

促進制造業全面回流，是美國再工業化的重要戰略任務。奧巴馬政府也積極采取相應措施，如2010年3月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同年8月出臺了《2010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以及2012年2月到2013年3月推出了企業稅改革方案，鼓勵在美國本土投資。2014年6月，美國商務部在“選擇美國”夏季論壇上更是提出，襪子、玩具與信息技術服務和有軌電車一樣，都可以回流美國生產。這彰顯了美國不僅要大力發展高端制造業，同時也不放棄中低端制造業。不過，目前制造業回流結果并不理想，2010為16家，2014年增加到300多家，但與美國超過2．5萬家海外子公司的數量相比，它們可以忽略不計（馬光遠，2015）；而且，2015年回歸數量降為60家，而向海外轉移的企業數量卻大幅度增長（中國商務部，2015）。

（2）明確國家重點發展領域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遵循國際產業轉移的基本規律，在國內主要發展高科技和先進制造業。這次制造業回流效果不佳，說明了雖然美國政府力促全面回流，但企業卻受制于國際分工規律。再者，高科技和先進制造業才是新一輪工業革命和大國競爭的重點。因而，美國再工業化戰略任務的重點還是發展先進制造業和高科技。

①產業領域重點發展先進制造業。促使美國必須重振先進制造業的領導地位有三大基本原因：創造高質量的國內就業機會、匯聚綜合創新的協同效應、確保技術領域的國家安全（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2011）。2011年6月，美國推出“先進制造業合作伙伴”計劃（AMP），構建“管產學研”協同機制以振興先進制造業（The White House，2011）；2012年2月，美國又推出《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提出了實施先進制造業戰略的三大基本原則和五大目標（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2012）。

②技術領域重點發展高科技。《2010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指出，要運用數字制造、人工智能等未來科技來重構美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美國創新戰略》進一步指出，美國要重點發展能持續影響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科技，比如工業互聯網、CPS技術、智能制造技術、大數據技術、納米技術、先進能源技術、下一代信息技術，等等。2012年3月，奧巴馬提出建設“國家制造創新網絡”（NNMI），強調建立各種專業性的制造業研究中心，這把發展的高科技領域進一步精煉化、細化和具體化，2012年8月以來，美國相繼成立了3D打印機制造創新研究所、數字制造和設計創新研究所、輕質材料制造創新研究所、下一代電力電子制造創新研究所等各種專業性的制造業創新中心。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建立重點關注過去有所忽視的應用研究的各種制造業創新研究所，形成創新網絡，疏通“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業化”這種制造業成果產業化機制（黃健，2015）。

5．以工業互聯網作為重振制造業的重要戰略支點

美國不僅擁有傳統高端制造業的強大優勢，更是擁有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產業的市場壟斷地位（許正，2015）。因此，美國再工業化立足此優勢，把大力發展工業互聯網作為重要戰略任務，力促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以重振國家制造業體系。智能設備、智能網絡和智能決策是工業互聯網的關鍵要素，它們使工業領域呈現“智能化”特征（GE，2015）。這“智能化”正在改變美國工業企業的商業模式——從銷售產品變為銷售服務（夏妍娜，2015）。美國政府也積極采取措施來推動工業互聯網發展，《2010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先進制造伙伴計劃》、《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都提出了一些加快工業互聯網發展的策略。

6．大力支持小企業以強化制造創新的主體

在美國，超過80％的企業創新產品來自小企業。為此，支持小企業發展成為奧巴馬政府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一是繼續強化聯邦政府小企業管理局（SBA）等管理機構對小企業的服務功能。二是以立法來支持小企業發展。2010年9月、2012年4月奧巴馬分別簽署了《小企業就業法案》、《創業企業扶助法》，都強調扶植小企業成長。三是塑造小企業走出去的經貿機制。美國出臺的“出口倍增”計劃，提出要重點支持小企業出口；后來又實施了“金鑰匙計劃”，力推4000中小企業進入中國（中國商務部，2012）。再者，試圖利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自由貿易協議來推動小企業走出去。

7．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以奠定再工業化的長期基礎

基礎設施老化，正在危機美國經濟大國地位。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2013年發布的美國基礎設施綜合測評報告顯示，美國基礎設施的狀態僅為D＋。為此，奧巴馬一上臺，就啟動了美國國內50多年來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不過，由于國家資金緊張、國內兩黨政治斗爭等原因導致該計劃一直進展緩慢。但奧巴馬政府還是堅持努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在多次演講中，呼吁加強美國基礎設施投資，并推出籌集500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和提議建立基礎設施銀行。2015年12月，奧巴馬簽署了《修復美國地面交通法》，將為美國2016年到2020財年的交通基礎設施提供3050億美元融資。

8．注重再工業化推進措施的系統化

基于國家制造業重振的政策框架，美國逐步從多維度來構建系統化的具體推進措施。一是強調立法來為重振制造業提供法律保障。比如2009—2012年美國政府就密集推出《2009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網絡和信息技術研發法案》、《美國高科技再授權法案》、《國家制造業發展戰略法案》、《清潔能源制造業及出口補貼法案》、《終結貿易赤字法案》、《2010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和《創業企業扶助法》，等等。

二是構建了協調性的配套支持政策體系。首先是產業政策。美國將先進制造業作為國家產業政策的突破口，通過實施重點產業的政策傾斜，來實現全球價值鏈上高附加值環節的再造和制造業產業價值鏈的重構（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2011）。其次是稅收政策。《2009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10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以及2012年2月美國政府發布的《總統企業稅制改革框架》，都強調了發揮稅收杠桿作用來支持制造業重振。第三是創新政策。《2009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就計劃以后將GDP的3％用于研發。同時，美國積極在全球價值鏈中尋找機會，啟動了系列先進制造業技術項目和高端制造計劃，如AMP、NNMI，旨在增加制造業研發投資。第四是教育和培訓政策。《2009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在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入就超過1000億美元。隨后，美國實施了“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計劃”以及“美國人畢業倡議”的資助計劃和“學徒計劃”，等等。第五是新能源政策。奧巴馬政府積極促進能源創新，推進頁巖氣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力促能源結構轉型，以支撐再工業化，并為此在能源研發中心建設、人才培養、財稅支持、立法等方面推出了系列政策措施（唐志良，2013）。第六是對外經貿政策。再工業化下，美國出臺了系列新的對外經貿政策，典型的有“出口倍增”計劃和2011年的“選擇美國”計劃，后者開啟了美國政府主動招商的時代。同時，還試圖推進基于新一代高標準全球經貿規則的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努力為美國制造業發展供有力的國際市場支撐。

三是建立各類協調性組織來助推制造業重振。2011年12月設置了“國家先進制造項目辦公室”（AMNPO）和“白宮制造業政策辦公室”（WHOMP），前者主要負責推動美國產業技術創新，后者主要負責貫徹總統的再工業化戰略設想，協調各方力量，推動制造業復蘇和出口；2012年12月美國白宮成立了“CPS技術發展顧問委員會”，推動CPS技術在制造、國防等多個領域的發展與應用；2014年3月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思科、IBM、和英特爾等五家龍頭企業聯手在波士頓宣布成立了開放性的工業互聯網聯盟（IIC），以推動工業互聯網發展，等等。（來源：唐志良：美國再工業化與中國制造2025的異同性研究，載《生產力研究》，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