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8年的談判之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終于在2020年11月15日正式簽署。

作為全球最大朋友圈，RCEP成員國包括東盟10國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而這15個成員國涵蓋了全球30％的人口、接近30％的GDP以及超過全球貿易總量的27％，一舉超過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GPTPP）。

無疑，RCEP簽署將給受到新冠疫情和貿易保護主義沖擊的世界經濟注入全新動力。可以說，在當前全球經濟低迷、貿易秩序混亂的大背景下，RCEP的誕生是世界經濟少有的一抹亮色。一時間，關于RECP的討論紛至沓來。

盡管對于RCEP的重要意義的文章已經鋪天蓋地，但RCEP究竟對于中國和區域能夠帶來多大的好處卻并不能立即被定義。回溯RCEP的誕生，可以看到的是，未來平行世界趨勢已越來越明顯，而全球范圍內的自貿規則的競爭才剛剛開始。

從構想到誕生

RCEP最早源于亞太地區出現的多種區域一體化安排與構想。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打破了亞洲經濟快速發展的局面，許多國家的大型企業倒閉，一些國家的政局甚至因此而產生動蕩。這場經濟浩劫讓東亞國家意識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在帶來經濟快速增長和國際競爭優勢的同時，也可能蘊含巨大風險。于是，東亞各國轉而尋求區域經濟合作來應對風險和挑戰。

同年12月，東盟邀請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在馬來西亞舉行非正式對話與合作會議，從而開啟了“10＋3”對話。

2001年，由“10＋3”各國專家學者組成的“東亞展望小組”（EAVG）提交報告，建議以東盟及中日韓為基礎建立東亞自貿區（“10＋3”模式，FTAAP），通過長期合作實現建立“東亞共同體”的目標。

在2004年底的“10＋3”領導人會議上，中國牽頭啟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學術研究。然而，由于擔心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加，日本于2006年否定了這一方案，轉而提出邀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共同加入，建立“東亞緊密經濟伙伴關系”（“10＋6”模式，CEPEA）。由于當時東盟更關注自身共同體的建設，加之中日韓三國之間存在矛盾分歧，東亞區域性合作進程因此而受阻。

就在東亞區域性合作進程受阻的另一邊，2009年，奧巴馬政府宣布美國正式參與并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這引起了亞太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TPP作為一個高標準的貿易協定，東盟成員中只有4個國家加入該談判，其余6國皆因不滿足條件而被排除在外，東盟十國之間的向心力和東盟在亞洲地區的核心影響力因此面臨巨大挑戰。

與此同時，中日韓三國領導人也開始在“10＋3”框架外建立三國領導人峰會機制，而中日韓FTA發展前景則嚴重威脅了東盟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RCEP應運而生。2011年 11 月，東盟接受了以東盟為主導的中日共同提案——RCEP，并同意設立與 RCEP 相關的三個工作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

盡管各國普遍看好RCEP的廣闊前景，但是當2013年5月9日RCEP第一輪談判正式開啟以后，談判議程所涉及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以及推進談判進程的艱難性遠超各方預期。由于參與談判成員國眾多，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大等因素引致成員國之間存在大量分歧，加之談判議題和談判小組數量的不斷增加，使得談判進展的推動異常緩慢。

RCEP的曲折進展

根據計劃，2015年RCEP參與國即可完成談判。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最終談判并未如期完成，且進展緩慢。

在RCEP進展緩慢的另一邊，是2015年10月TPP談判的結束，并于2016年2月簽署該協議。事實上，東盟一直致力于提升東盟十國的凝聚力與維護東盟在東亞區域經濟的核心地位及影響力。然而，除了東盟十國中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越南四國加入了TPP談判，泰國也表現出了加入TPP的意愿。

這意味著，TPP不僅威脅了東盟在東亞地區的經濟核心主導地位，導致東盟的邊緣化，更是對東盟的整體性造成了威脅。于是，TPP的壓力，加速了RCEP的談判進程。表現之一就是會議頻次增加，會議級別提高。僅2016年就召開了兩次部長級會議與六輪談判，2017年召開了首次 RCEP談判國領導人會議。雖然RCEP的簽署日期被一再拖延，但談判在踟躕中還是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眼見RCEP即將獲得成功，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并于三天后宣布美國正式退出TPP協議。隨后，高舉“美國優先”大旗的特朗普政府開始利用雙邊談判爭取美國利益最大化，并使用各種政治經濟手段向談判對手施壓，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浪潮隨之到來。

為了應對美國的經濟制裁，以及削弱TPP帶來的不良影響，RCEP談判各方開始逐漸達成諒解，并致力于積極推動RCEP談判進展。但由于印度與其他各國在貨物貿易自由化方面關于關稅減讓等問題，加上談判各國在關稅以外的知識產權、電子商務等領域依然存在較大分歧，談判最終沒能在2018年按計劃結束。

事實上，拋開政治因素，印度的退出也有深刻的經濟因素。RCEP作為一個涵蓋更多領域的經貿協議，也意味著更大的機遇與挑戰。比如，RCEP要求的更大程度的服務行業的開放，而這對于印度這樣一個十分依賴本國服務業尤其是IT產業的經濟體來說，貿然的大規模開放可能帶來巨大的對就業市場的沖擊，因此印度對于相關條款的考量也會更加復雜。

此外，關稅、服務貿易、市場以及投資等方面，印度擔心短期內大幅開放其國內市場將對國內工業產生沖擊，以及關稅降低將對國內制造業造成影響不無道理。最終，在本國內部各方暫時無法達成共識時，印度也只能選擇退出。

事實上，這些年來，RCEP之所以出現“馬拉松式”的談判，原因就包括在印度方面“卡殼”。當然，RCEP還是給印度留了“口子”，并且持開放態度，中國在多個場合也都表示歡迎印度在合適的時候能夠重返談判。

回顧RCEP的歷史，地緣政治和經貿關系的變化可見一斑。從最早的倡導成員東盟十國，到日本主張的“10＋6”模式，顯然，對于地處東南亞的這些國家來說，加強自身的經貿聯系，是應對世界格局多極化的一個主動選擇。

同時，任何一個地區性的經貿安排都存在著邊界，RCEP談判進程舉步維艱的原因不僅在于談判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還在于東亞地區存在復雜的政治博弈和眾多尚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以及逆全球化浪潮下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

此外，南亞的印度、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作為3個域外成員國的加入，進一步增加了RCEP成員國間利益博弈與談判訴求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也導致RCEP談判進程演變成一場漫長的談判拉鋸戰，最終致使其發展歷程極具長期性、復雜性和艱難性等特點。

自貿規則的競爭才剛剛開始

時下，歷經艱苦的長跑之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終于在15日簽署，亞太區域的合縱連橫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方面，關稅減讓是經貿協議給市場的第一印象，各國之間的關稅減讓將達到一個巨大的規模。RCEP 框架，有利于RCEP的15國形成統一的巨大市場。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會進一步促進區域內貿易，產生經濟一體化經濟效應，包括貿易創造效應、貿易擴大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等。這一深度一體化的大市場，具有巨大的成長潛力。

另一方面，對于全球貿易來說，當前全球貿易環境處于一個比較混亂的局面，WTO對維護全球貿易穩定的作用大大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占全球經濟1／3總量的RCEP誕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穩定當前全球的貿易環境，并且在未來的經貿活動中獲得穩定性和安全感。

RCEP整合和優化了五個“東盟＋”，形成區域內統一的規則體系。這統一、透明的制度環境，為跨國企業依據比較優勢配置資源，重構、優化區域內分工體制和產業鏈提供了可能，有助于減少降低經營成本，從而提升區域內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事實上，RCEP十五個成員國的互補性很強，既有日本、韓國這樣技術領先型國家，也有越南、柬埔寨這樣的勞動密集型國家，還有澳大利亞這樣的資源豐富型國家。理論上而言，RCEP區域伙伴如果能夠密切合作，一定可以形成一個相當完備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在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出現大范圍“斷鏈”下，為參與各國提供一個抵御外部風暴的港灣。

對于中國來說，倘若RCEP于2021年正式生效，恰逢我國“十四五”規劃第一年。RCEP 的達成不僅將對我國宏觀經濟和相關產業產生影響，更能有效對沖中美貿易摩擦的不利影響。

比如，RCEP可以解決被美國封鎖后中國制造業供應鏈中斷的問題。如果美國決心與中國脫鉤，或者核心產品對華封鎖，有這樣大面積、涉及眾多發達國家的自貿區即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可以從這里購買被封鎖后中斷的供應鏈產品，使國內因為脫鉤或封鎖被中斷的制造業供應鏈重新連接起來。同時，可以繼續穩定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這對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任何一項制度都會有成本。RCEP簽署必然帶來新的問題。比如，RCEP達成后會改變亞洲的投資戰略圖，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內（大市場）重新配置。這不僅會產生貿易的創造效應，還會引致貿易的轉移效應與產生資本轉移的“馬太效應”，從而增加區域內貧富差距。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風云變幻的世界形勢下，除了看到RCEP 的簽署對區域經濟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的重要意義外，我們也要看到TPP發展壯大的威脅。美國退出TPP之后，日本主導推進TPP，在2018年更是推出了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這一協定包含日本在內的11個國家。

CPTTP仍然是一個極高標準的自貿協定，其開放程度比剛剛簽署的RCEP更高。理論上而言，更高標準的自貿區，往往更具有競爭優勢。

對于RCEP而言，更大的威脅在于美國有可能重返TPP。隨著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他有可能重拾當年奧巴馬時期的TPP戰略。如果美國選擇重新加入，將大大提升TPP的地位和優勢。未來平行世界趨勢已越來越明顯，或許，全球范圍內的自貿規則的競爭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