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生活好，就要制造好”。一直以來，制造業企業在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方面占據重要地位。

近期，上海、重慶、天津、浙江、廣東等地公開了制造業“十四五”規劃。中國城市報記者梳理發現，各地的政策對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著墨頗多。

“數字化轉型對于傳統企業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兩化融合創新中心主任宋嘉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多地將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作為重點突破，既是貫徹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也是各地結合本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導向要求所進行的必要部署，還是我國制造業邁進創新驅動發展階段的必由之路。

8月4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吉利汽車長興基地內，全自動機器人正在高速運轉，生產最新第4代吉利帝豪汽車。該基地是工信部首批“5G＋工業互聯網”示范工廠、浙江省“未來工廠”試點項目，目前已經投入量產，達到年產15萬臺整車的生產能力。

制造業轉型加“數”前行，“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著名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就把數與美聯系起來，將數看作是美的本源，認為“事物由于數而顯得美”。

歷史車輪滾滾，畢達哥拉斯生活的年代已經過去，但數字再次以嶄新的姿態高調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這個世界。

“數字經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框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廣東財經大學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產業學院副院長王方方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在數字經濟領域被歸屬為“產業數字化”。

國家已經從頂層設計上為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保駕護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

工信部、科技部等六部門于今年7月發布了《關于加快培育發展制造業優質企業的指導意見》，在引導優質企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方面，提出實施智能制造工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行動和5G應用創新行動，組織實施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行動計劃，打造一批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標桿企業。

記者注意到，今年7月以來，在多地發布的制造業未來五年規劃中，均強調了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并提出“業績目標”。

上海市規劃提出10項重點任務，其中首項便是加快產業數字賦能。推進數字技術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賦能制造業發展，提升企業智能化生產、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服務化延伸、數字化管理能力，增強“上海制造”數字化競爭力。

天津市的目標是到2025年，全市規模以上企業基本實現數字化應用，智能工廠、數字化車間突破500個，培育10家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智能制造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

向南看去，在擁有近300萬家工業企業的“世界工廠”廣東省，數字化轉型正全面開花。“推動超過3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實施數字化轉型，帶動80萬家企業上云用云降本提質增效，培育一批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標桿企業。”廣東省“信誓旦旦”地表示。

浙江省的規劃也明確“加快數字化發展，引領制造業全方位升級”。從實施路徑來看，浙江省將從建設“產業大腦+未來工廠”、促進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促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建設一流數字基礎設施幾方面著手。

“未來理想中的數字化轉型，將是企業信息技術和制造技術的充分融合，充分達到較高水平的智能制造，也就是能夠推進企業在生產層面的智能化、在設計層面的個性化、在服務層面的精準化以及在管理層面的數字化。”王方方說。

轉型成本高成梗阻難題，“建議先建獨立的小規模數字化部門”

數字化轉型有哪些實在的好處？有一個企業最有發言權。

據了解，2014年，華為一條手機生產線需要配備86個工人。數字化轉型后，從物料上線到最后手機包裝完成，整個流程只需要14個人。現在，華為每28.5秒就能產出一部手機。相比以往，今天華為工廠的生產效率是數字化轉型前的6倍。

還有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曾有媒體采訪到了這樣一組數據：一家數字化的空調廠生產出來的空調售價是2000元，其中人工成本只占10元。

“數字化變革不僅能讓企業將自身成本最小化進行生產運營的優化，還有利于企業本身進行更科學和精準地決策，提高了企業生產經營等環節的決策效率。”王方方說。

既然轉型好處這么多，是不是意味著所有的制造業企業都在積極轉型呢？其實不然。

由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發布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分析報告（2020）》顯示，當前，我國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尚處于數字化轉型探索階段，企業迫切希望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生產效率和提高產品質量，但普遍面臨“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的難題。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問題？事實上，以創新創造引領的新工業時代，對人、技術制度等要素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們缺乏這方面的人才，作為中小企業，自身數據采集基礎薄弱，目前技術能力也跟不上。”一位中部地區中型制造企業的管理者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高昂的轉型成本是企業對轉型望而卻步的主要原因。

對此，王方方建議，對于傳統制造業來說，如果存在數字化過程中技術、資金和效益等約束，那么可以從小做起，也就是先建立一個獨立的小規模數字化部門，組建一支獨立運營、具有數字化思維和技術背景的團隊來推動數字化轉型，避免與之前傳統的業務部門產生較大的交叉重疊。

“一把手應全力支持和首推，以點帶面，逐步切入、逐漸擴展，以此激活企業自身傳統業務發展過程中的轉型潛力。”王方方說。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解決企業轉型的成本問題，作為制造業大市的廣東省佛山市最近“大手筆”扶持企業，單個企業每年獲得技改固投扶持資金總額最高可達1億元。

與此同時，佛山市還提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撬動更多資金投向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具體來看，佛山市將通過開展銀行貸款貼息、融資風險補償、基金股權投資等方式，在資金層面支撐制造業企業廣泛深入開展數字化智能化轉型。

數字化并非升級版自動化，“是制造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整體轉變”

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中小企業有中小企業的苦，大企業也有大企業的難。

“制造業由于各個細分行業以及產業鏈所處位置的不同，存在很大差異，因此智能制造的突破口也不盡相同，沒有可以直接照搬的模板。”霍尼韋爾安全與生產力解決方案集團中國總裁柴小舟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坦言稱。

柴小舟認為，對于制造企業來說，如何準確剖析企業內部對數字化轉型的真正訴求、衡量評估企業智能制造現狀對優化業務和生產流程以及制定清晰的智能制造轉型路線和戰略尤為重要。

“市場化的真實需求決定了未來數字化變革的方向，企業不能為了轉型而轉型，簡單搞些概念，搭個‘普適性’的數據平臺，上一些自動化設備，數據‘一傳了之’。”北京特億陽光新能源總裁祁海珅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提醒道。

柴小舟也持有同樣觀點：“數字化轉型升級對企業的核心價值在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和重塑生產方式。智能工廠并不等同于機械化、自動化生產，而是制造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整體轉變。”

談及如何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時，同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楊德林提了兩項建議。

他向中國城市報記者表示，經濟活動要以消費者為中心，不斷創造和解決消費者的需求，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商品服務，從而為經濟發展和消費者創造最大的價值滿足。

“與此同時，加快產業數字化的發展，要以‘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和優秀企業進行合作化探索，整合社會資源要素，發揮優勢資源的最大力量，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從而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楊德林說。

政企合力解決“卡脖子”難題，“政府要為企業構建一個數字化轉型的生態圈”

有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直言這是一項“傷筋動骨”的工程。但發展的規律是，只有堅持做難而正確的事，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從已出臺的政策來看，數字化轉型的難度有多高，政府推動這項工作的決心就有多大。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政企合力打造一個全面推動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場”，才能逐步解決資金投入難、數據采集難、數據保護難、決策轉化難這四大“卡脖子”問題。

王方方認為：“地方政府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中要起到強有力的引導和服務職能。一方面，應該在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中加大對數字化的投入和支持，以資金補貼、政策優惠等方式，鼓勵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特別是要對那些具有較高數字化轉型能力的企業進行額外激勵。”

“另一方面，要為企業構建一個數字化轉型的生態圈或平臺，將平臺或生態圈運用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需求的精準對接上，能夠為企業帶來新的客戶和業務營收，這樣企業就能夠增強數字化轉型的動力。”王方方說。